在横断山脉的滇西纵谷区里，诞生了口感鲜美、色泽红润的诺邓火腿。但在该产区里，最高海拔达到3663米，怒江绕境，澜沧江、沘江贯穿南北，用盐泥敷腌火腿的千年工艺被深藏在大理州的深山里。
出产火腿的云龙县受地形影响交通、信息闭塞，一直在用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小规模生产，同时，其也曾经是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份。
在上海、云南两地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拼多多捐赠240万元资金，帮助当地投建一条现代化生产线，促进本地特色火腿产业升级，从传统工艺向标准化生产转型发展。
这是电商助农的经典案例，在2月25日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拼多多也获得最高规格的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表彰。数据显示，拼多多依托“农地云拼”已经直连农业生产者超过1200万人，累计带贫人数超百万。
在互联网领域，仅有三家公司获奖。为什么是电商平台、为什么是拼多多能获奖？
当我们在讨论电商助农时，关注的不应该仅是电商平台增加了农产品的销量，更应该看到电商平台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对贫困县带来了人才、资源、产业的全面革新。
例如，2020年也是在上海、云南两地政府与拼多多的合力下，通过投建深加工扶贫车间扩大产能、拓宽销售渠道，从而吸引了产业投资，带动了周边1万人次贫困人口务工。
互联网时代的助农，和九十年代《山海情》一样值得记录。
电商版《山海情》在《山海情》中，得宝通过种植蘑菇致了富，还带动了村里人的就业。但在周边村子里推广了蘑菇的种植技术之后，双孢菇产量大幅度增加，收购价格却一路下跌。
不少贫困地区就如电视剧里的闽宁镇一样，特色农产品往往是当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产量增加容易贬值“伤农”。根本原因是，农产品走不出原产地。这也是我国脱贫过程中曾经面临的一大直接困境。
在原来的农产品流通过程中，想要从农田里走到餐桌，需要经历农民、原产地收购商、产地批发市场、销售地商贩、销地批发市场、商超菜市场等诸多环节，农民的利润在其中层层被削薄，销售渠道也很单一。
电商和物流的下沉可以初步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但却无法解决导致滞销主要原因，也就是信息不对称——包括上游的种植和下游的需求在内，农产品市场整体格局都很分散、供需不匹配，此外冗长的流通环节又导致了高损耗，也难以通过需求变化指导上游生产。
农产品上行，需要借助电商平台的技术手段。
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分散的产能和产品在拼多多实现了“农地云拼”, 包括“农货智能处理系统”、“山村直连小区”、“多多果园”等在内，都汇集了消费者的同类需求，通过产生稳定、规模化的订单来帮助农产品直接打开销路，帮助云南雪莲果、广西百香果等网红水果走出去。
扩大农产品销路是最助农最直接的表现，拼多多的助农方式形成了产业化、品牌化。
2015年，刚毕业的王雄一头扎入农产品电商时第一个月就亏损了50万，在考察石林县的人参果时，发现这是一个收购价低、耐储运、市场还没有打开的潜力品种后开始转卖人参果，通过拼多多农产品扶持政策捧红了自己的店铺之后，更多当地商家发现了消费者对石林人参果的偏好，从而转卖人参果。
在原产地形成品牌效应之后，云南人参果从原来少有人问津的小众水果迅速蹿红，种植面积在三年内从1万亩扩大到了20万亩，人参果产业的潜力被意外发掘了出来。
转卖人参果后的王雄在三年之内就把生意做到了3个亿，而从其他品种农产品改种人参果后，有村民的年收入从以往的1.6万元暴涨到了2019年的18万元，在他所在的村里，种植户从100多户村民扩大到了300户，在石林县周边地区，近两年有近万农户依靠种植人参果致富。
大部分在拼多多走红的农产品都与人参果相似：利润带动更多种植户和商贩关注和加入，通过电商平台走向全国之后激发出产业活力。
也就是说，实现电商助农、进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人是关键因素。
理解农业，创新农业在央视脱贫攻坚专题片《摆脱贫困》中，在澜沧扶贫五年的朱有勇院士发现，农产品产地不缺勤劳的农民，不缺优质的产品，这些质朴的土地缺的是对品牌运作、电商渠道的理解和运用，敢尝试的人不多。
后来，朱有勇院士曾在拼多多直播间里一边挖土豆、一边直播卖吆喝，一天时间销售出了25吨澜沧土豆，还在扶贫培训班上与拼多多讲师开设了电商相关的课程。
相比于简单的公益捐助，提供电商培训可以改变农民的思维方式，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者，更能创造出自己的生意。目前，多多大学已经通过“线上+线下”的推动，触达了49万扶贫产业经营者，覆盖了全国所有贫困地区。
另一方面，充满新机遇的农产品电商开始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
海归硕士赵闫在拿到澳洲绿卡之后，却回乡与两个弟弟共同成立了“阿拉尔三颗枣农民合作社”，通过建立产地仓、前置仓缩短果品销售链条。他们在拼多多的两个店铺带动了周边七八十户枣农的生产。
诸如赵闫一样的返乡人才并不少，台企高管转行后卖出了7000万元的穗康玉米；空姐辞职回到大山里种起了石榴，一天可以卖上百万元的货；在外漂泊的普通打工人卖出了1500万斤百香果…
经过培训的农民，和这些职业各异的年轻人们回到农村、入驻拼多多之后，都拥有了一个相同的角色——新农人。
在去年6月发布的《2020中国农村电商人才现状与发展报告》中估算出未来五年农产品电商人才缺口将逐年上升至350万。报告也显示，拼多多带动返乡农人8.6万人，直连超过1200万农业生产者，平台上70%以上的活跃商家都通过多多大学接受过系统培训。
这些“新农人”们承担起了农产区电商拓荒和新基建的工作，形成了供需匹配的云端网络，在农产区和消费者的餐桌之间建立起了更短、更稳定的供应链路，通过与合作社合作来保证供应、带动产业发展升级。
这一套“电商平台+合作社+农民”的助农经验在各农产品产区内开始复制，电商助农的方式解决了农产品供需匹配的积弊，也推动了产区的脱贫攻坚。
可复制、可机动的助农经验在甘肃陇南，在当地政府和电商企业的合力之下，互联网的覆盖范围从城市延展到了贫困县，5G基站、电商服务点和新公路开设到了贫困户家门口，在基础设施上推动当地脱贫。
当地政府为农户提供技术和设备，并与拼多多等电商企业开展培训，通过一店带多户、多村的方式促进当地就业创收，这一套带贫模式从陇南推广到了全国近2/3的国家级贫困县。
这一套电商助农经验是可以复制的，也可以因地制宜不断机动创新的。
在云南，从人参果到蒙自小黄姜、屏边玉米等数种云南特色的小众产品通过相似的路径上行至一二线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山西、广东、新疆等省份的贫困县也通过建立合作社、培养电商人才的等助农方式找到了适合当地的脱贫增收模式。
拼多多的崛起与三农事业发展紧密相连，实际上，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农业领域仍然大有可为，助农依旧是一份长远的事业。黄峥在去年的内部讲话中也提到“要在农业领域继续做大量重投入和深度创新”。
“电商平台+合作社+农民”的模式整合了原先分散、小规模的产业链，做到了供需匹配，但产业链各环节的运作大多还处于粗放式运营的状态。
例如，云龙县的诺邓火腿已经打响了名声，但在当地经营者看来，产能有限、产品线单一，价值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农产品附加值和生产效率上还有不少利润空间。
县内产业链的整合改造还在进行，去年年底，拼多多捐赠资金的扶贫车间投入使用，新农人培育计划持续培养本土电商运营人才，以此来推动产业升级。
电商助农实践一直在不断延伸出新的模式，从拼多多这一助农范本里可以发现，电商助农所可以做的不仅仅提供一个把货卖出去的渠道，更是完善、升级产业链上下游过程中创造就业、推动新基建的发展，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消除互联网带来的城乡数字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