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涅槃”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科特·柯本在家中自杀，留在他身旁的字条上写着“与其缓缓消退，不如燃烧殆尽”。
“涅槃”乐队作为二十世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摇滚乐队之一，以强劲的朋克摇滚曲风和在台上烧吉他捣毁器材的彪悍台风，打造了一种另类的“油渍摇滚”。朋克的主要思想基础就是拒绝嬉皮士所代表的主流事物，对当时浮躁、苍白的商业摇滚发起反叛。
但当涅槃乐队的专辑在流行乐坛走俏时，另类成为了畅销的主流音乐，柯本开始怀疑自己背叛了追求“自由”的朋克摇滚。为了避免彻底的背叛，他选择自杀来摆脱这种绝境。
柯本之死，揭示了反文化运动的困境，而他所拒绝的嬉皮士文化，原本也是反叛文化的代表。
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成为叛逆的代表，他们反对传统价值和现有体制，质疑“美国梦”和泛滥的消费主义，他们崇尚自发的冲动和真实的自我表达，身着奇装异服的他们掀起了新的音乐浪潮。然而，后来的嬉皮士变成了“雅皮士”，叛逆的反文化从另类变成了主流，成了被讨伐的对象，直到下一个叛逆者也被主流化。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反文化运动兴起，历经潮起潮落，被赋予了宽泛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反主流文化虽然以鲜明的态度反对资本主义，但其精髓却始终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如影随形。在《叛逆国度》一书中，作者认为：数十年的反文化叛逆运动没能改变任何现实，不仅未能抵抗或阻止消费主义大潮，反而令它愈演愈烈。
反文化运动的诞生
“叛逆运动代表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
“反文化运动”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Theodore Roszak归结为，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毒品、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
反主流文化的主张，早在十八世纪的西方浪漫主义思想中就有了踪迹，并持续主导了整个十九世纪的艺术想象力。二战后，风行于美国的文学流派“垮掉的一代”试图反抗现有的文化秩序，他们反对一切世俗陈规和垄断资本统治，抵制对外侵略和种族隔离，讨厌机器文明。他们寻求绝对的自由，通过毒品和性爱追求另类生活，挑战着传统社会规范，掀起了一波对抗主流价值的文化浪潮。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逐渐显露，随着西方国家战后的黄金时代接近尾声，社会失业率增高、贫困阶层扩大等矛盾给社会埋下了不定时炸弹。1967年古巴英雄切·格瓦拉被杀害和1968年黑人解放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激化了中产阶级年轻人对保守政府的愤怒。在1968年巴黎的五月事件中，反文化运动被推演到顶点。
主导这场反文化运动的年轻人常被称为“嬉皮士（Hippies）”，他们渴望挣脱一切传统桎梏，通过各种反叛活动表达对主流文化和现存制度的不满。反主流文化叛逆者认为，通过个人或小团体形形色色的叛逆行动，就可以“扰乱”主流文化，最终使其整体系统彻底瘫痪。于是他们关注种族、女权、越战等议题，身着奇装异服，留着长发，热衷于追捧布鲁斯、摇滚、披头士、滚石乐队这些另类的新潮音乐。
到了八十年代初，摇滚乐越来越充斥着浮躁、苍白的自我模仿，变成了取悦大众的舞台摇滚。《滚石》杂志也成了“洋洋自得的商业销售庸俗刊物”。嬉皮士受到新的文化反叛者的敌视，被称为“虚伪士”。新的叛逆者拒斥了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大多数理念，致力于“反嬉皮士”。
然而就如开头提到的一幕，新的反叛文化又逐渐被大众接受、追捧，而反叛者们却因“不再另类”而感到尴尬。
从解放自我、逃离体制到另类艺术作品，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内涵宽泛无常，但其精髓却始终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如影随形。在资本主义文化向全球渗透的过程中，反主流文化思想或是象征也随着美国大众文化产品在全球的营销而成为我们见怪不怪的新潮事物，甚至成了新兴市场经济的消费主义时尚。
反文化叛逆者们试图通过消费者造反来突破体制，他们提出了关于运动鞋项目的“奠基性营销计划”来对抗和变革以耐克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然而这种方式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形式之一，甚至反叛文化都成了汽车销售的噱头和卖点。
消费主义的幻象
“反主流文化成为消费文化的助燃氧气。”
在大众文化批判的论点中，19世纪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尊崇的“机械和物质文明”是虚假的文化，对“英式自由”的崇拜不过是过度崇尚物质生活的“拜物教”而已。20世纪的利维斯认为，大众文明是工业化机器生产方式和商业社会的产物，大量生产和标准化威胁到了文化的生存。
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看到，西方文明进程中的世界大战、纳粹暴政、军备竞赛和工业标准化扼杀了社会成员的个性，西方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并没有给人类带来自由和幸福。随着主体掌握的科学技术主宰了主体自身，启蒙理性思想也沦为了技术操作和工具理性，商业广告和消费文化蒙蔽了大众意识并使其愚钝麻木。
文化工业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和集中管理体制，复制、巩固、强化大众思维模式，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所强加的整齐划一取代了自主意识。泛滥的消费主义文化和平庸、低俗的商业化娱乐导致大众沉溺于虚幻的美好生活期望之中，从而丧失了改变社会体制的动力。
然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文明社会的建立要求控制个人的原始冲动，不能一味追求快感体验、回避痛苦，“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同了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并区分出了必要的真实需求和社会统治强加给个人的虚假需求。
虚假需求是发达工业文化通过通信工具、消费商品、娱乐和信息工业为大众规定的一套生活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是因社会统治需要而强加给个人的虚假现象。大众需要批判、拒斥现有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以摆脱虚假需求的压抑，从而获得肉体和心灵的自我解放。
消费文化，就是资本主义工业为满足生产需求而向大众灌输的“虚假意识”，也是反主流文化批判的一个关注重点。然而，反主流文化者创作的文化产品一方面批判消费主义，另一方面却在消费市场上大获成功，又推动了消费主义泛滥。
普遍的虚假需求，导致了消费的从众效应。当社会富裕到一定水平，商品的价值更多是作为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消费者也被迫卷入竞争性消费，反主流文化叛逆形成了新的炫耀性消费。
反主流文化电影《黑客帝国》将人类居住的世界设计为一个精心制作的幻象，通过机器给人类大脑灌输感官内容，让人类误以为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中。这个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叛逆者居伊·德波在《景象的社会》中表达了批判消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德波认为，消费资本主义把一切真正的人类经验转化成了商品，然后再通过广告和大众传媒重新卖给消费者，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吸收进“景象”里。
如何走出幻象
“抵抗社会最终成了批判思想者个人自说自话的思辨游戏。”
当嬉皮士变成了雅皮士，叛逆文化从另类变成了主流，反文化运动“对抗强权”是否有效？
2003年9月，作为文化扰乱行动的旗舰刊物，《广告克星》开始接受“黑斑运动鞋”的订单。从这一天起，人们很难再相信“主流”和“另类”文化之间还可能存在任何区隔和对立，因为叛逆文化本身就带有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
反主流文化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精神。根据反文化理论，“体制”要建立秩序只能通过压制个人，于是叛逆者们要推翻体制，主张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反文化叛逆者看来，反抗之道在于重新获得自然快感能力，通过寻欢作乐达到终极颠覆，于是享乐主义变成了反文化革命学说，反主流文化成为消费文化。
大众社会批判认为，多数人是被动从众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受肤浅的物质主义价值观支配，服从于体制的功能性要求，因此不可能体验真正的创造乐趣和自由。随着大众社会批判日益广泛传播，反文化叛逆成为身份区分的重要方式。当参与反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叛逆者就必须再发明一个新的反文化运动来重新确立身份划分。
托马斯·弗兰克指出，多年以来，叛逆者自然已经成为消费文化的中心形象，象征永无休止、漫无目的的变化，以及针对“权力体制”的永恒躁动。
相比普通激进政治运动，反文化叛逆运动吸引了更多的疯子和怪人，他们倾向于把犯罪行为浪漫化，并将这些看成是社会批判的形式。作者认为，反文化的想法建立在谬误之上，反文化叛逆是一个虚假的叛逆，其夸张的姿态不但毫无建树，反而诋毁推进社会公正的紧迫工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蔑视民主政治的氛围。
反文化思想的基本谬误是，他们注意到了社会规范的强制性和惩罚性，于是将社会秩序在整体上看作一个压抑系统，其结果往往是对反社会行为的赞美。在反文化运动看来，所有的社会问题源自大众社会的根本特征，因而要解决问题只能推翻整个制度。反文化活动分子和思想家拒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可行方法，而他们追求的“更深层的”、“更激进的”的选择却永远不可能有效实行，反而常常使问题更加恶化。
译者认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黑客帝国，我们也不是生活在景象之中。我们生活的世界实际上更为平凡无奇，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涵盖一切，并能统合自身的系统。对这样一个世界来说，反文化运动不仅成事不足，而且败事有余。它不仅分散精力、转移努力方向，使之无法集中于人们生活的实质改善，而且还鼓励人们对这样的渐进变革采取完全嗤之以鼻的态度。
反文化运动的荒唐揭示了，社会秩序终归只能靠一套规则系统维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需要大量的自愿服从，合作系统中的违规者必须得到惩罚，但这本身并不构成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