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六七点，他起床开始画画，40W的白炽灯为他照明，每画一段时间，他会停下来抽根烟，为作品拍个照。午饭通常是一盒泡面，吃过后拿上安全帽——无论是三十多度的伏天还是接近零度的冬天——都出门收废品。这是他做了近18年的老本行。回家后，夜幕降临，村庄逐渐陷入安静，他继续画画，抽烟，画画。有些时候，他会在色彩的包围中忘记时间，他形容那种感觉是“脑子里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概念”，等他察觉出困意的时候，天亮了。
天亮了
收废品从业者位光明坐在15平方米的家里，觉得自己的境况比两百年前的法国巴比松派绘画大师米勒要好。米勒最为人所知的特点就是“穷”：27年间，他每天上午务农，下午在光线昏暗的屋子里作画，没钱买颜料就用烧制的木炭条画素描。老婆去世后，用五六幅油画换几块薄薄的木板，拿张席子一包，就算葬礼了。
位光明呢，也穷。月租300块的屋子，仅有的一扇小窗户被他用纸壳封上了，哪怕外面烈日当头屋里也是漆黑一片。屋子里没有一点精心打理的痕迹，床单上浮着一层油渍，卫生纸团满地都是，那些回收来的电器要么完全没法用，要么勉力支撑。冰箱太响，索性断了电，所有锅碗瓢盆都堆在里面。
但同为画家，这“陋室”中的奢侈米勒可比不上。崭新的奥克斯空调全天18度运作，上百支画笔插在报废的烧水壶里，上光油、调色油、速干油如一位小姐的化妆品，瓶瓶罐罐摆满了一桌子，可以想见其中有大牌也有平替。进口的乔琴颜料75一支，伦勃朗则要一百多，还有更贵的老荷兰，只能静静地躺在手机购物车里。几十本画册堆在床的里侧，有的已经翻得散了架，伏尔加河畔的画家列维坦、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和德国素描大师门采尔都“长眠”于此。每当我询问这些东西的价值，位光明就像一位刚把孩子送进美院的家长般感慨，“艺术啊，就是烧钱的。”
环顾四周，堆积如山的废纸箱和等待晾干的风景油画混乱共生着。废品，或者用一种更为不雅的说法，破烂儿，撑起了这个家：要使劲才能拉开抽屉的二手桌椅，破旧的台式电脑、电饭锅，嗡嗡作响的冰箱。但真正赋予这间屋子色彩和活力的，是十几种颜料乱舞的调色板，墙上曾虔诚记下的调色口诀“近山阳面黄绿红”，以及房梁上悬挂的十几幅油画，画上有海浪扑打礁石，晚霞照亮天空。
这里是浙江绍兴东堰村。今年5月，记者们每天扛着摄像机拍来拍去，村民们才知道，那个以收废品为生，同时每天闷头画油画的男人火了。如今他被称为“陋室画家”。
画家穿着一件三十多块的灰色衬衫和一双六十多块的军绿色胶鞋，骄傲地向我打开床头的木头柜子，里面整齐地摆着数盒没有拆封的颜料，花花绿绿，“价值好几千呢”，他说。我发出困惑，“不能等用完了再买吗？”
他愣了几秒，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脸上露出一副羞怯的表情，“人要是痴迷于一种艺术，有的时候就疯了。”
村子里的人不知道他有多“疯”。在东堰村，位光明是个讲普通话的外来者，无亲无故，也鲜少和人来往。每天早上六七点，他起床开始画画，40W的白炽灯为他照明，每画一段时间，他会停下来抽根烟，为作品拍个照。午饭通常是一盒泡面，吃过后拿上安全帽——无论是三十多度的伏天还是接近零度的冬天——都出门收废品。这是他做了近18年的老本行，有固定的客户和买家，晚上他会在客户的工厂里吃饭。回家后，夜幕降临，村庄逐渐陷入安静，他继续画画，抽烟，画画。有些时候，他会在色彩的包围中忘记时间，他形容那种感觉是”脑子里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概念”，等他察觉出困意的时候，天亮了。
赎灵魂
每个远来的媒体访客都要跟着位光明去收一趟废品。三轮车在三十多度的高温中突突着出发，穿梭在绍兴郊区的一片工业区中，后面的废品叠得老高。位光明戴的小小红色安全帽是指向标，摄影师开着四轮汽车跟在后面，“宝马追三轮”，像黑色电影中的情节。三轮车没转向灯，一个猝不及防就转弯消失，宝马只好加速、掉头，直到红色的安全帽再次出现在视野里，大家才算松了一口气。
位光明固定的客户是一家塑料厂。“如今收废品是服务行业”，位光明说，每天下午，他要将厂里的垃圾进行分类，扔掉不可回收的垃圾，打扫干净卫生，有时甚至还帮忙通通马桶。服务好了以上一切，他才获得以单价1块钱以下的成本收走几百斤纸箱子和各种塑料废品的资格，以及一顿晚餐。
卖废品也有固定的合作方。无需导航，他再次启程，一通七拐八拐后抵达废品收购站（宝马又跟丢数次）。那里的流程已十分智能化，三轮车驶上一台巨大的称，屏幕上显示重量，接下来是体力活，反复几十次卸下几百斤的纸箱子，空车开回称上，屏幕上再次出现一个数字，机器快速计算出废品的重量和总金额，旁边窗口的柜员打钱，工作结束。
这就是位光明十几年的生活，没有创造性，没有乐趣。在朋友圈里，他曾经写道，“工作就是拿自己的灵魂做典当，去换取一些散银碎两，然后又拿着这些散碎银两去把自己的灵魂赎回来。”
最初，“赎灵魂”不用花钱。微博上，他关注了很多油画博主，闲暇时间里会试着解构名画的笔触，各种资讯平台也会在熟悉他的口味后为他主动推送油画相关的内容。他常把自己喜欢的画保存下来，有时会发个朋友圈。2016年，塑料厂的人力兼财务问他，朋友圈的画是你画的吗？出于虚荣，他回答，有的是，有的不是。人家又问，那能否给她画两幅？他答应了。
他有画画基础，儿时就喜欢用宣纸描连环画，描熟练后便开始临摹，母亲常骂他，课本没发几天就画得乱七八糟。现在为了信守承诺，他打算自学油画。
这个决定可以粗浅地理解为：他打算烧钱。要知道，一幅素描可能只需要一根素描笔，一小块水彩能调出一大碗颜料。而油画，每拿笔点一下，都是钱。位光明在淘宝上买了教科书、颜料、油、画笔和画布——那时他还只买得起十几块一支的国产颜料，七八块的羊毛和猪毛画笔（更好的是貂毛的）。自那开始，每月寄回家的钱少了几千。
然后是获得知识。为此，他需要想尽一切办法。书本上有答案，标价三四百的画册，他只买得起几十块的盗版，对着影印得模糊的画作进行学习。一百块钱回收来的电脑派上了用场，视频网站上大量国外画家的绘画录像供他学习。微信推送、微博分享，只要跟油画有关，他就像海绵一样通通吸收进来。有次，他在百度里搜，“绿色系的颜色怎么调？”网络显示的最佳答案是一位网友在2009年给出的：绿色加熟赭，是暖绿色，加蓝色是冷绿色。他小心而郑重地把答案截图保存下来。
尽管那可能是错误的知识。如今回忆起来，位光明觉得对他来说，油画的第一道大关是色彩的和谐，也就是调色。起初，他把书本上的口诀当成圣经抄写在墙上：
近山阳面黄绿红
阴面褐紫黑少中
后来，他发现，口诀只会告诉你用哪些颜色，例如红+绿+白是一种赭红色，但哪种颜色占多少比例，“就需要自己不断去尝试”。调色板才是他真正的老师。他用了两三年才摆脱那些单一、明艳的色彩，开始追求需要多种颜料调和的“高级灰”。那些与周边颜色具有丰富色彩关系的“高级灰”是油画的魅力所在，但一不小心，画就会显脏。这个过程又花了他将近两年。
大概3年前，他开始攻艰人像，至今仍无法完全掌握。他喜欢巴洛克画派的鲁本斯，“肌肉一条一条地表现出来”，或者广州美院的教授郭润文，“他画的人物有一种古典感”。最近，他试着画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画出来一看像十五六岁的。她眼睛比较大，我眼睛给她画小了一点。皮肤的颜色也没处理好——小孩的皮肤是粉中带有一点红，这个红有点上少了，显得有点粉。”
他把完成的画作挂在房梁上自我审视，最初是造型完全不对，然后是调色太鲜艳，没有层次，要么就是色彩不鲜明，太脏，总之怎么都不满意。每隔一段时间，他用剪刀剪碎画作，拿到巷尾的垃圾桶烧掉，“只有烧掉不好的，才能慢慢掌握诀窍，画出更好的。”他在朋友圈里写道。
在去年7月向网络上的陌生客户卖出第一幅画之前，位光明边收废品，边独自画了4年油画。没有老师，没有画友，无人关注和点评。在位光明的朋友圈里，可以窥见那几年他的心路历程。有时他画了一幅特别满意的画，迫不及待地发到只有几十人的朋友圈（过些日子还是烧掉了）；有时他研究色彩到深夜，愁得薅自己的头发，“半夜不睡觉，坚持画画，一定要坚持啊”；有段时间，他似乎对画画感到气馁，工作太累，天太热，朋友圈发得少了，大多发些名家的绘画作品；没多久他的热情又回来，头发越薅越少了，他开始一包接一包地抽烟，“为了梦想的东西，过度消耗自己的生命，到底值不值？”“我不该选择学习绘画，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去年疫情期间，他被困在村子里，两三个月没有收入。4月，工厂开工，但只有一半的员工成功从老家返回，产能下降，可收的废品也少了一半，他试图接些散活，但没有出入证无法随意进出小区。他度过了入不敷出的半年，7月，Artand（一个艺术品交易平台）上有人给他发信息（他曾把自己的几幅画随手挂了上去），现在，有人出价200块钱买其中一幅，成交后，他想到，可以利用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卖画。他开始在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画作，很快订单量上涨到每个月二十几单，每幅画价格两三百元不等。
前来拜访的人问位光明，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哪个重要？他回答，“我的观点是同样重要，没有人想穷一辈子。有人说，搞绘画的不死（画）是不可能值钱的。给我气的。我说你回家读点书去，人家冷军、陈丹青都活得好好的。”
绘画是因为喜爱，当然也为了赚钱，他厌恶那些希望免费得到他画作的人，同样，为了防止有一天他的画作无人问津，他没有放弃收废品。如果他一天不去塑料厂，废品会迅速堆积，两天不去，老板娘会打电话叫其他人来，三天不去，这份工作可能再也不会属于他。他不赞同梵高的疯狂，为了艺术放弃了一切。相比之下，米勒始终没有放弃种地的精神倒是颇得他的欣赏。
找回身份
看到这，你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个人的热爱最终获得回响的故事，不是的，或者说不止于此，油画帮一个自青年时代起就孤苦漂泊的灵魂找回了身份。
他长在甘肃玉门，在城里上一所不错的高中，同学们日常谈论的话题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他喜欢临摹各种连环画，也会用文言文写文章，梦想是考上复旦中文系。15岁之前，他过着一种普通的人生，直到他被突然告知，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而是几个月大时过继来的。养父母是他的姑父、姑妈，而他的亲生父亲几年前就去世了。亲生父母给他取的名字不是位光明，是周恩铭。身份证上的生日1972年也是假的，他也许出生于1974年，也许不是，不可考了。
第二年，养父退伍，全家迁回老家安徽，找不到单位接收的养父失去工作来源，产生了想把位光明送回原家庭的想法，但原家庭经济困难，也无意接收他。他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回到安徽农村，养父母对他冷言冷语，班上的同学不关心外面的世界，还有人随地吐痰，他再也不画画了。终于，1989年，他放弃高考，决定去上海打工。
位光明是谁？名字是假的没关系，但精神的跌落让他无法接受。初到上海，他找不到活干睡马路，被警察发现没有暂住证，送进了收容所。老家来人把他接回安徽，他在砖厂里干了几天，吃不了苦又想辞职，有人对他说，“你不要以为高中毕业你就牛起来了，在上海你这个学历，扫马路人家都不要你。”
这番话在之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是他的心病。位光明本该是大学生，毕业了去写小说。他会买房子、娶老婆，总之有一番光明的未来。但他却在松江的码头挑黄酒，一次两坛，一坛50斤，稍不留神酒洒在海里，一天的活就白干了。他在东北的火车站卸煤车，晚上屋里太冷要盖三床被子，他在广东的玩具厂里给娃娃的眼睛上漆，让自己的眼睛近视了两百度。
他把自己比作《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从不打牌，极少交际，打工一天工资十几块，拿去报刊亭买《双城记》和《安娜·卡列尼娜》，鄙视看《故事会》的工友。他同情安娜，认为她不应该自杀，“大不了离婚呗，孩子不认她（也没事），自己一个人换个城市不照样过吗？”
就这么漂在九十年代的广东，忍受打工带来的皮肉和精神上的折磨，工厂老板常拖欠工资，身份证总丢，居无定所，没有存款，从不给家里写信。他逐渐意识到，“打工只会把你变成一个机器，没有思想，就是一个生产机器。打工永无出头之日。”
1997年，《泰塔尼克号》在中国上映，放映厅前张贴的海报上，一艘大船即将倾倒。位光明奢侈了一把，花三十多块钱在一家阴暗的放映厅买了沙发座，触目惊心的灾难和动人的爱情都没有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记住的是那张杰克给萝丝画的素描画。
创业的灵感来了。他去平时经常光顾的广州上下九步行街的新华书店买了画纸和素描笔，开始在公园画人像素描，二三十一张，一个地方没活了就换一座城市，有收入就找个小旅馆睡一段时间，没收入就睡凉亭，也接一些给寺庙壁画上色的散工，虽然生活依然窘迫，但至少是给自己打工的“自由职业者”了。
千禧年刚过，他结婚了，妻子是在公园看他画素描的姑娘，没有嫌弃他穷。登记结婚前，他给家里去信，很快收到养父的回信，养母已去世一年了，亲生母亲也已不在，家里装了电话，以后有事可以来电。很快，妻子怀孕了，为了养家，他决定去绍兴投奔两个弟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绘画、文学，丢失的身份，三十岁了，就此作罢吧。
最终选择收废品是因为时间灵活，可以随时回家照顾怀孕的妻子，后来则是因为自由，与街头素描一样，这也是份没有老板的“自由职业”。孩子出生后随妻子姓，户口落在妻子的老家湖北，位光明毫不在意，“不过是个名字而已”。2008年，妻子带孩子回老家上小学，留下他独自一人在绍兴。
独处时，一种情绪又席卷了他。晚上收废品结束，他独自在绍兴的大街上没有目的地行走，“东看看，西看看，像二傻子一样”，仍不和人来往，“释伽牟尼几年不和人说话，不也挺好的吗？”回家睡下后，他常做一些奇怪的梦，梦里的他当上了大官，或者发财了，醒来后的位光明是谁？绍兴一个收废品的。
他试图在网络世界里寻找点价值，在番茄小说网上连载些志怪小说，在微博上关注了一些绘画博主。有一次，他回收了一台表面划痕无数的老式日本投影仪，花了一晚上时间百度查资料，“换了个色伦，换了个dmd，终于老树开花，涅槃重生”，投影仪射出的光抵达两米外的墙上，15平方米的小屋里有了色彩。没过几天，机器罢工了，几个月后，一台“新”的投影仪又被回收，他再鼓捣一番让它重生。这样的投影仪，位光明的屋子里有四五个。
最终，是油画和创造帮他找回了身份，因此位光明至今仍感谢工厂里那位向他买画的财务。只有当绘画的时候，他不再感到空虚，屋子里逐渐拥有了更多的色彩，不是投影仪上转瞬即逝的，而是能战胜时间保存几百年的，“有了艺术破屋子也有光芒嘛。”
皮囊之下，到底是什么在定义我们？位光明今年49岁，或者47岁，生日不详，姓位，也姓周，他以前给别人打工，后来收废品，一生都热爱绘画，近几年沉迷油画，每画一幅画可以赚300块钱。天南海北的人购买他的画，几十家媒体报道了他的事迹。每当小屋进入夜晚，他完全地把自己交付给油画，他的内心出奇地安静，创作结束，他倒头就睡，再也不会做奇怪的梦了。
奇迹
在位光明常看的《西方学院派油画教程》的前言里，作者朱丽叶·阿里斯蒂德写道：人们如何设法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的道路？我一直认为人能够出生、长大、离开家乡、获得可靠的生活，就是一个奇迹。
位光明的人生是一个奇迹。最近两个月，他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绘画的订单积压了一百多个，画到年末也画不完，颜料升级成进口的，寄给家里的钱也多了。东堰村委会给他送来一箱水，供来访者喝，斗门街道和坡塘村分别为他成立了画室，坡塘村还请他去给孩子们讲讲绘画，杭州艺博会邀请他去参加画展。他脸上也会偶尔浮现出那种突然成名者的飘飘然和不耐烦，某种程度上，他几十年前梦想的名利降临了。
离开绍兴后，我找到一位在美国学习油画的研究生，她从小跟随专业的老师学习简笔画、书法、速写，二年级时开始学习国画，高中开始系统训练，每年暑假跟着清华美院和央美的老师学习，本科学习设计，研究生学习油画。当我提到位光明曾被调色折磨时，她却觉得调色并不算太难。在她早年的学习中，老师告诉她最基础的是观察，当看到位光明平日绘画主要是临摹时，她说科班出身的人是反复在写生中训练，而在目前的研究生阶段，她已开始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风格，如何利用绘画表达自己的观点。
与科班出身的人聊天让我意识到，位光明独自奔跑在另一条路上。我发给她几幅位光明以300块钱卖出去的临摹作品，她形容那些画“像照片一样”，色彩简单，画得很薄，没有画家自己的表达。当我给她发去一幅位光明曾花一个月完成的自画像时，她对其中成熟的技法和调色感到惊讶，不敢相信差距如此之大的画作竟出自一人之手。
我把疑问抛回给位光明，他说，300块钱的画作是要赚钱，而自画像是创作。300块的定价是基于他一天拼尽全力收废品的收入，“普通人打工现在一个月也有七八千，一天就两三百。”我告诉他可以多画精品，也许一幅画的价格可以卖到几千，他回复，“没有人出得起那么高的价格，我要是要几千，别人就说我飘了，要不就说是PS的，没有几千的话，就没法接这种单子。”事实上，即使是300块的画作，他也常遭到砍价的行为，“在淘宝买个印刷品还用不了两三百，你为什么卖这么贵？”他的回应是不做解释，直接拉黑。
我请他再发几幅他花功夫创作的画，他发过来一些，我转发给那位专业人士，都得到了肯定。但遗憾的是，从没有人告诉过他那些画还不错，那幅自画像被人说像遗像，早已烧成了灰。
站在专业的角度，这位学院派的学生发出了她的困惑。如果一个人今天画几百块钱的商业画，明天用心钻研出一幅还不错的画，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画家吗？还是只是一位画匠、画师？
这是位光明绘画之路上真正的残酷。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不为钱而画画，心中也有一些原创的构想，例如画面的中间站着一个人，在他（她）的两边各有一个镜子，一个里面是女人，一个镜子里面是男孩，“有时候女人的内心想变成男人，男人的内心也想变成女人，就表现一种复杂的心理变化。”但事实是他首先要为生计发愁。几年前妻子老家拆迁获得一些拆迁款，加上他攒的十几万，在湖北县城买了一套新房，但没钱装修，房子仍搁置着。他有四个儿子，都跟妻子姓，老大已经步入社会，从事汽修行业，剩下三个孩子上学需要钱，至于以后孩子们成家的花销，位光明不敢细想。
6月，由快手牵线，位光明和他一直喜爱的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郭润文连线了。视频通话一开始，位光明晦暗的小屋出现在背景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为环境差感到抱歉，郭润文阻止了他，“环境差不要紧，画画得好就可以。”
短短几分钟的对话里，大部分是郭润文在鼓励位光明。这位一幅画作值上千万的画家语气平静地谈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同样是高中辍学，在工地上做泥瓦工时爱上了绘画，“（那时）精神上的需求是非常苦闷的，是绘画拯救了我，是我排解孤独的重要方式。我们都对美有着充分的仰望，而且我们用绘画把美表现出来，我们是在同一立场上理解美术。”
旁边的记者请郭润文为位光明提供些建议，他想了想，说，第一，绘画是愉快的，第二，既然你已经把画画作为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指向，你就要坚持地画下去。
位光明当然会坚持画下去，绘画已融进了他生活的肌理。在绍兴的几天里，我总希望能完整地围观一次位光明作画的全过程，但要么是临近午夜，他笑着劝阻，“论熬夜你可熬不过我”，要么就是早上5点多，他已开始作画。离开绍兴后，早上醒来我打开手机，总能看到一个小时前，在大多数人仍耽于梦乡的时候，他又完成了一幅画。
